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4.2

第四章

第二節

 

第二個突破：平信徒聖召的中介

 

不論何種理由，不計任何代價，修會必須見人所未見或論人所未論。會士必須關注人生的大問題。──瓊‧齊諦斯特修女（JOAN CHITTISTER）

人類學家注意到人類派遣其中成員度著反文化的另類生活方式，這是種普遍趨勢。柏拉圖提出統治和治理的保護者「根據優生的預定原理被帶往世界，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他明確地想到了理想國。他們度著極度的共產和貧窮生活…終身服務人群，並且接受30年的教育…」（Edwards, 1967, 472）。在渾沌和遙遠的過去，人們似乎早已相信了這些理念，將自己投身在特選的團體中。即便有點牽強和太過理想，這種現象似乎還能夠延續到無限的未來。
 

這過程主要是無意識的，按照榮格集體意識的學說卻很容易理解。卡爾‧榮格（Carl Jung）認為集體智能滲透到整個造物界。榮格相信這是人類從原型的渴望所擷取的靈性活力；藉由象徵的行為、神話和儀式展現出創造能量。我們經過觀察和研究神話和儀式行為，逐漸瞭解集體意識的強大影響力。
 

在廿世紀初期，荷蘭人類學家阿諾德‧范杰納（Arnold Van Gennep）在研究非洲成人禮的時候，注意到某些有趣的現象。會要求初學生（候選人）離開團體一段特殊時期或沒有限定的時期。通常是以儀式來慶祝由「隔離行動」回歸到團體。人人很清楚這回歸事件，大家都知道所發生的事也都參與其中。但是由於先前的那種隔離經常裹以面紗，有時秘密地進行，這就成為范杰納研究的專注焦點。
 

即便隔離是隱密的，或許正因為它的特性，范杰納偵測到強大潛意識能量在運作，不只衝擊到個人，也震撼到整個團體。儘管處於潛意識層次，悖論／似非而是的「隔離行動」卻強烈地凝聚了整個團體。范杰納稱這隔離行動為中介，來自拉丁文的limen，有「門檻」或「邊緣位置」的意味。
 

多年之後，其他學者，如著名的維克多‧特納夫婦（Edith and Victor Turner）重拾這理論並深入探討（詳細解釋見Alexander 1991）。特納夫婦認為這不只是非洲部落的特徵，而是人類大家庭的現象。這個概念包含了我們從日常生活步調中退出時的過渡時機，例如娛樂、假日、崇拜、退省、朝聖等等，我們因而才能重新振作，再接再厲（見Schwartz-Salant & Stein 1991）。但是特納夫婦認為修會聖願這種特殊的文化結構也是中介。他們以為修會在此比其他更能呈現人類社會和文化的中介結構。

修會的新神學

我在早期的作品中（O'Murchu 1991; 1998; 2001）認為這個概念為修會提供一個有紮實和創意基礎的生動的神學，對我們邁向未來的使命充滿了希望和自信。這個即將成形的新典範將修會聖願視為文化和歷史現象，具有紮實穩妥的神學，並且能夠尊重修會聖願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軌跡。
 

范肯（Van Kaam 1968）認為修會中介的主要目的是輻射價值。我們會士代表團體身負價值的使命，代表人們的催化劑。最近教會訓導暗示出這概念：「獻身生活有其先知性的任務，回憶並服役天主對人類的計畫」（奉獻73，同時71，80，105），而且「提醒受洗者有關福音的基本價值」（33）。在《從基督重新開始》，修會聖願被描繪成「成為另一種與這世界和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為這時代的弊端提供靈修治療」（6），「度著相互成長的恩寵共融」（7）。
 

為了欣賞這個概念的深度和豐富性，讀者必須要超越盛行於宗教界文化的二分檢驗法。我們所處理的概念，超越了神聖與世俗、聖潔與褻瀆的區分。中介分辨的挑戰就是看到神聖（價值）無所不在的可能性，並揭露那種會壓抑或傷害普遍成聖使命的破壞能量。
 

這個理論假設了人們在潛意識中總是渴望深刻、正統的價值。這種渴求的根源屬於創造萬有的上主。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行為處事經常違背了這個事實，而在潛意識中我們總是渴求聖善和完整。因此身為重要價值文化融合的模範會士，並非出於自我的抉擇，而是來自召喚的要求。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示範是完美的。我們的信譽是我們努力去落實那些價值，以及探索如何整合在複雜的新興時代和文化中。
 

我們的信譽就在於奮鬥和參與，而不是完美的成果。中介並不是完美任務的現代版，而是成長的使命，不斷地專注人心的渴求，活出豐富的生命。它不再被描述成概念，而是概念原型（James A. Hall in Schwartz-Salant & Stein 1991, 40），就像所有原型能量，只要不經建設或創意地擷取，就容易被扭曲、上癮和迷戀（見Michael Eigen in Schwartz-Salant & Stein 1991, 69）。

重塑的身分

在先前的著作中，我探究過中介的多重含意，因此不再重複。我希望強調的一點，就是從這個理論基礎所引申出來的平信徒身分。我們會士聖召是受到大眾的啟發並來自大眾。天主聖神為了進一步地在造物界中創造，因而在人當中喚起許多恩寵。這主要是潛意識的過程，它的重要性迄今尚未被人理解。
 

從此處引申出許多重要的後果，特別是聖召的意義。聖召感是人類天生的稟賦。從六百萬年前人類歷史的初期，聖神就在人心內創作，喚醒普遍成聖的使命。可是基督徒卻將這召喚推給聖洗聖事，我們現在理會這召喚其實是更古老和寬廣，是所有受造物基本靈性的天生傾向，並非只是那些有信仰的人才受惠。
 

為此，成聖使命是人類最主要和最原始的任務。人類受到關注創化聖神這古老天賦和回應的恩寵能力的鼓舞，在潛意識層次中不斷地感受到其他召喚的可能，自己卻無從得知。這些包括了許多門檻的中介見證。我們會士的聖召是來自人類的天賦「使命」。
 

由於聖召深植人心，我們畢身的使命主要是平信徒的聖召。當傳統慣將修會聖召連結司鐸身分，中介卻指向更大更古老的傳統。當今教會訓導認為修會介於司鐸和平信徒聖召之間，屬於雙方卻不同身分（參奉獻32，60）。中介卻清楚地指出我們身分的歸屬。
 

我們責任歸屬這重量級問題，因此就不只是針對某某宗教或宗派上，而是天主所有子民。我們福傳使命僅限縮在宗教內，辜負了聖神在人類靈性演化中的更大工程。修會受到我們中介願景的啟發，必須在人類靈性歷史上愈顯主榮。

培力人民

今日會士面臨回歸平信徒身分的挑戰，藉此凸顯所有天主子民的普遍成聖使命。我們經常注意到其中許多牧靈的實務意涵，在此重新陳述他們主要的歸屬：

1. 修會的使命不只是屬於教會，更屬於世界，尤其是不再延續以二元區分神聖對與世俗為基礎的克修主義舊典範。中介使命超越所有人為的二分法。
2. 修會是種協力的聖召，出自於人民並對他們負責，而且始終參與他們的主要關注。最深刻的意義就是脫離人類整個團體，這聖召是毫無意義的。
3. 過去許多運動致力將平信徒納入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前經由第三會，現在經由善會，不該被視為外圍組織，而是觸及到修會身分的核心。美國現在有超過兩萬五千個善會，在1995到2000年間，已有一萬九千個附屬於修會。這是我們聖召的本質，在潛意識中總是渴望與人更親密更熟悉。
4. 因而，在修會聖願與人類大家庭聯繫時，意即歸屬造物界時，內部在組織建構上出現了灰色地帶和含糊邊界。教會法和修會會憲用盡篇幅來建立穩固的界線。這會造成某種排外性，儘管它具有實效和規範優勢，卻不符合修會聖願的中介視野。

中介見證本質上是毫無章法。真正可靠的並不是那種在隱修院或修道院乾淨俐落的程序，井然有序的祈禱和紀律文化，而是吃力不討好的過程，嘗試在日常生活的挑戰和困境中，掙扎地尋求真相。活出我們的價值很少會像理論那般清晰一致。出自我們自己的理想才是重要的。但是有種不為人察覺的理論上的理想主義，往往出現在載浮載沉的日常生活中。強行這種的理想主義，會導致某種狂熱主義，滋生壓迫和意識形態。致力追求德性反成了惡習。
 

更為可靠的價值文化融合並不是守紀分明，而是透過對話和相互探索，分辨如何在特殊的情況應用特殊的價值（或法規）。無論是世俗與宗教，權威人士對這種取向大加撻伐，認定是向相對主義投降，會弄得百無禁忌。他們可沒注意到的是執著於無法實施的理想反而走向相對主義，往往魯莽輕率。
 

人們對那些經由嚴謹和信任討論合乎自己的決議向來抱持著希望。當人處於困難和狼狽中仍被重視，以禮相待，他們會回應得更有創意。出於無心，成人的參與（與不參與），效果大不相同。這也同樣發生在基於天國願景的信仰。它所要的並不是曲躬就卑幼稚般的人，而是在成熟信仰的許諾下接受挑戰和啟發的成熟成人（下部分有更多成人的主題）。

中介與三願

中介展現在修會的各個層面。它以特殊方式確立使人成為輻射價值召喚。這邀請我們重新評估聖願，將它們視為濃縮價值的焦點，而不是個人聖潔的倫理準則。聖願在這個新的背景下，不只是個人獻身天主和教會的聲明；更是表明我們願意在造物界中建立天國。所有的聖願現在都具有全球性與個人性的幅度。
 

目前我們總是從兩個層面上去理解聖願。它們提供靈修平台來表達我們對天主的基本承諾。為了終身效忠天主，我們藉聖願奉獻自己的生命，天主才可完全利用我們在成聖中成長，並在世界中傳播福音。
 

其次，聖願對天主的終身承諾有套可行與不可行的規範。貧窮願要求我們按照會憲中對物品和財務所作的規定度簡樸生活。獨身願要求我們避免任何形式的性行為，因為這種親密行為只屬於異性婚姻的領域。服從願要求我們透過教會和修會所遴選的上級，全心委順天主的旨意。
 

在今日修會中，即便教會訓導認可上段，會士們所理解的聖願卻相當廣泛。有時模棱兩可，甚至混淆不清。然而，更重要的是，會士們逐漸意識到先前過於靈修，今日，聖願的承諾遠遠超過了奉公守法而已。
 

中介投注新亮點在那「更多」的議題上。聖願在這背景下主要不是關於法條，也從來不是。它們主要關心價值。它們是我們對天主又對人的使命的表達，我們以此對抗主流的價值，進而探究如何以這樣的方式來服務天國的願景。在這方面，中介見證面臨兩種獨特的挑戰：

1. 中介人士在我們世界上扮演著命名、肯定並慶祝那些在增進天國成長價值的腳色。在悖論演化過程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我們物種帶給這世界一致和嶄新希望的那些成就是來自這第一個挑戰。
2. 更令人生畏的是，中介見證的任務，就是面對並且質疑世上那些削減和傷害意義的能量。這些人類所造成的不正義和壓迫的力量，主要是因為想在宇宙中掌握和控制一切的虛幻衝動。

在這背景下，聖願有不同的意義，本章下部分將探討它的涵義。

 

典範移轉

 

按照這新典範的觀點，修會最大挑戰就是天國的角度得從教會的視野擴展到全世界上去。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背叛了修會的本質；對其他人來說，這無關緊要，因為教會決不會完全控制聖願生活。

大略地瀏覽教會內修會的歷史會更加明瞭，教會很少能掌控聖願生活。修會從教會早期就企圖脫離，幾乎完全離開當時的教會，隱修士認為教會過於妥協周遭的世界。確實，有八百年之久，男女會士的平信徒身分持續地提醒他們持反文化的見證。直到十三世紀為止，我們才看到男會士逐漸教權化，不幸地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也影響到修女和修士。有趣的是，從那時起，女性會祖都具有意氣風發，敢作敢為的神恩。
 

再次提醒自己得更加警惕和分辨該如何閱讀修會的歷史。受到當時教權觀點影響，太注重男性會祖的成就，當中許多還是司鐸。在教會歷史中，過度抬舉這種偏見造成令人悲傷和懊惱的偏差，忽略了修女人數總是超越男性的人數，女性會祖也多過男性會祖的事實。然而教會史並不重視這個基本真理。
 

更大的歷史等待被傳述；在每個宗教和文化中重視修會，以先知見證的形式廣泛連結，推展新的視野，協助散發新天國的無限資源。這是中介層面，超越了所有文化、宗教和教會。這是我們這時代修會蒙召所要更新的大願景。對這挑戰的妥協會背離修會聖願的核心。我們需要盡全力來守護和滋養這令我們有別於他人的地方。

 

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4.1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一突破：世界大過教會 

身為宇宙子女的會士，受召為居處地的市民，除了天主，不遵奉任何的絕對主張，因而能超越用以區分土地、資源、人種、甚至宗教的人為界線。──史迺德修女（Sandra M. Schneiders）

1962年，當在主教們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時，已有許多現成的工作文獻。它們後來都被編纂入梵二的文獻。其中《牧職憲章》最後這套文件是用來解釋教會與大千世界關係的條文。這文件的獨到之處，是直接在大會中協商而成，並非預先擬定好的文件。

在整個公議會當中，1965年所頒布的《牧職憲章》是劃時代的契機。長時間地討論過關於「時代訊息」的分歧意義和實踐。天主教的思想界有了意識的轉變。它帶動教會的重大變革（參見第三章，第一節）。它開拓了分辨視野，那就是教會當代世界的關係和所扮演的腳色。

進入新的宇宙論

教會在這方面表現得不佳。《牧職憲章》的願景並沒被重視，有時，似乎更令領導階層尷尬。然而，這願景卻已處處紮根：出現在科學家、宇宙學家、世界宗教學者、少數的神學家，以及普羅大眾中。

當科學家探究將近120到150億年宇宙演化的「大歷史」，以及許多不同信仰傳統的神祕學將這願景與信仰和靈修整合，就開始對造物界在整個宇宙星球中的意義產生興趣與好奇。這項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就是今日所稱的新的宇宙論（見O’Murchu 2004; Ruether 1992; Swimme & Berry 1992; Toolan 2001; Wessels 2000, 2003）。

在我們這時代，它是新穎的，實際上，我們正巧遇上大時代的智慧和洞見。身為地球物種的我們，大部分時期都仰賴這宏觀來生活和行動。過去幾百年來，我們對造物界在宇宙歷史中的認識多受制於機械與唯物的思維。古典科學向來將造物界視為唯物的機械過程而已，難堪的是，在此同時基督徒採取強硬的神學路線，認為造物界沾染有罪缺陷，無意中強化了科學中的悲觀理念。所有這些將敵視世界的靈修推上了頂峰，直到最近仍強烈的影響了我們對修會的認識。

根據新的宇宙論，造物界在宇宙和星球方面是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即便呈現出創造開展和毀滅消逝的基本悖論（出生─死亡─再生），造物界在天主聖神的創化下，持續地成長並且日趨複雜。我們人類也是造物界的產物，我們透過造物界所啟示的能力去理解天主。我們主要的腳色是與神聖的生命活力扮演共同創造者，從各方面為宇宙和星球的孕育提供新的契機。

當代靈修追尋者認為新的宇宙論致力在所謂的原型影響力。它並非安穩舒適地休憩在人類心靈的深處，它已經超越理性的任何解說。這種感受有如返回早已熟知的原始歸宿，那從來就不該放棄的地方。

我們為何放棄了它呢？遺憾得很，宗教信條導致我們與造物界疏離。宗教藉由強調天主由高天宰制萬有的真神概念，以及祂主要是與人類，而非與造物界息息相關的神，因而延續了以人為中心的不朽神話，造成人類與他們的神聖宇宙根源長期疏離。這與過去許多演化紀元時期，我們與造物界彼此共生和脣齒相依的情況分外不同。由於我們被以人為中心所制約，我們深嵌在偉大奧秘中的天性被腐敗，疏離了我們原本在宇宙與星球的非凡地位。

基督徒受到這種特別令人不安的疏離。基督徒的故事結合了父權掌控的文化，與一萬年前農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同時。基督徒的聖經以刻畫樸質的樂園為開始（宇宙的創造？），其中人類與造物界非常和諧共處。由於貪婪的男性父權妄想絕對的掌控，這種和諧遭到破壞。為了確認那種渴望，遂發明了墮落的神話與瑕疵的造物界，還有掌權的男性試圖以暴力來擺脫「原」罪的世界。

這種自欺欺人的信念後來成為天主教的核心信理，在不同程度上也贏得其他宗教的認可，耶穌基督的贖罪償命更在整個救援史中達到極致，重新恢復那些受損的，並使人人得救。在這神話中，人類成為舞台的主角，造物界淪為邊緣配角；造物界實質上成了人類所利用和控制的對象。

這嚴重歪曲了基督徒的故事。顯然的是，揭開序幕的是耶穌徹底地在世上獻身天國的夢想。在這天國願景的背景下（如第三章第五節的大綱），救援並非來自耶穌的死亡，而是透過耶穌生命，在紅塵中徹底地履行正義。

今日，基督徒試圖重申那更大的願景，聚焦在出生而非死亡上，在整個造物界而非只有人類，在解放而非救贖的暴力。新的宇宙論迫使基督徒和所有宗教的信徒，重新審視基本的預設，並尊重天主的宏觀，而不是過去幾千年化約成偶像的流行觀點。

修會和天主的造物界

新的視野此時邀請我們的承諾與參與。敵視世界的靈修已經令人乏味，並遭到唾棄。這時代來自宇宙和星球觀點的迫切的問題，亟待我們創新地見證。瓊．齊諦斯特修女（1995，11）闡明地很好：

如果地球要存活以及它的人民要活得像樣，現在需要一種政治博愛、普世主義、生活生態學、正義與和平的模式。然而尚待發掘的是修會此時是否向他人證實自己是否秉持這些價值或是願為它們獻身。

當我們嘗試結合我們時代所展現的意識，下列的價值批判是來自天國的啟發。

1. 普世性。修會在全球仍舊受到西方基督徒帝國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束縛。獨尊教權主義困擾著我們的思維與舉止。我們大都不自覺地投射出了無生趣的二元宗教觀，疏離了造物界和普羅眾生。我們需要全球性、共生性、包容性地思維。我們不只在人類或在基督徒中，更要在整個宇宙和星球的造物界當中，領悟天主生命和啟示的重要性。我們無法展開天主的新天新地服務，直到我們能在今日世界中看出全球的正義與多元文化的迫切問題為止。
2. 共生。人類過度自我膨脹，自認為萬物的主宰是今日最為惡質和毀滅的影響力之一。以人為中心的主宰和控制衝動，遠比其他因素，更造成其他生物無可言喻的痛苦、折磨和迫害，並且蹂躪地球這個有機生命形式。我們身為共生的受造物，隸屬於宇宙和星球的生命網絡中，從出生就受到滋養，我們需要培養與以往不同的方式來實踐相互的共同責任。特別是修會，我們現在與未來的信譽端賴我們如何正統地面對這急迫的挑戰。
3. 整體論。有賴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洞見，我們今日更加理解所有生命形式存活與成長的共生關係。在我們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可孤立的。相互關聯是整個宇宙動力的驅使能量。我們因此需要去分辨和理解那增強或迫害關聯的系統與文化能量。沒有這項認知，我們無法全然獻身於耶穌在天國所正視愛與正義的新關係。
4. 生態的健康。生態學的希臘字源oikos，有「家」或「家庭」之意。身為人類物種，我們到處寄居並與造物界其他有機生物分享住處。一個健康的地球是所有生物形式健康和福祉的基礎。只有當我們以相同的愛和關注照顧宇宙星球家園有如照顧我們和家庭時，才有希望平安和正直地邁步在地球上。修會關懷地球，關心地方生態，栽培養地，珍視食物，資源回收，善用有機物質，甄選生活周遭所採用的物本，都是構成我們實踐天主新國度的倫理價值。
5. 地球的靈修。身為黏土的生物，我們體內循環著活的星塵，而且每天都受到陽光、水和空氣的光合作用這禮物所滋潤。從我們受孕之初就屬於天主，因為我們為受造物所生。從地球本身的生成，我們的出生是天主不斷地孕育，賦予了恩寵與美豔的生命。重新喚起我們在造物界應有的地位和所肩負共同創造者的責任，將是我們靈修的最緊迫的挑戰。無法接受這樣挑戰的修會，是無法在現在或未來提供先知的吶喊。

度聖願生活的基督徒，效忠教會似乎仍是修會所關心的議題。不幸的是，法定所規範的效忠似乎仍是主要的關注重點。同時，今日世界以及我們對天國的重新認知呼籲我們要拓展視野。許多修會痴痴等待著官方教會能夠趕上宏觀的視野。我以為這是修會本身的責任。隨著越來越多會士更加開悟、更有勇氣、更少妥協，我們集體的聲音和真理就有機會被承認與尊重。

這不是更進一步對抗緊張的策略，而是主動去關懷和發展的使命。肩負這項對天主和天國使命的首要任務時，我們必須尊重天主召喚男女會士的更大視野。這任務延續到今日，我們必須以相稱的態度來符合這時代所展現真理。

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4.0

第四章

即將誕生的典範

真實的願景是件禮物。因此，當寵幸加身，我們所「看到」的沒比內心「被注視」、被吸引、被慫恿來得多。我們的答覆來自內心深處。──芭芭拉‧菲漾（BARBARA FIAND）

 

本書這部分出自希望。有人會覺得一廂情願，其他人又覺得像烏托邦的毫無邊際。或許可用末世的希望來形容，我不揣敝陋建議復活的希望才是最終極又卻顯而易見的基準。

讀者若想釐清本章的內容時，邏輯的理性思維將會徒勞無功。我們著手想像未來，夢想新的出路，喚醒新的希望。讀者將會注意到一些標準方針。

a) 這些概念延續過去的嗎？是否符合修會的歷史和傳統嗎？

b) 它們贊同教會對修會的指導嗎？如果不是，我們又怎能知道這些概念是來自天主的呢？

首先，我們翻開歷史和傳統。在教會中或其他信仰傳統裡，有許多修會的歷史或傳統。直到西元第十三世紀的基督徒世界，所有會士基本上都是隱修士，主要被視為平信徒。即便修女人數總是比修士多，在修會的歷史和神學中，她們獨到的貢獻並沒有受到重視。

「延續」這個議題相當微妙而且意見分歧。先知特質奧妙地延續在修會中，我會在本章第二節中以中介聖召來闡述。早在有歷史紀錄之前，就已經盛行了幾千年。我們古代的神視者、巫觋、神秘家、悟者都迴響著這奧妙的靈修傳統，卻經常被判定為異教徒而遭致遣散。

當然有延續性，卻不是用以操控歷史，可以滿足當代讀者的那種延續模式。然而典範移轉的關鍵就在於歷史演化並非由人來支配控制。我們受到聖神的創化能力的驅使，往往邁向並非我們所樂見的途徑。正如復活出現在「其他的地方」，並不在先前的加爾瓦略山上，所以當主流典範大幅萎縮就是提醒我們，追求新意並非按先前的模式，而是在無法預見和出乎意料的情況。

歷史清楚證實修會團體就像任何活體有機物會死亡，況且過去百分之70的團體，實際上已經消逝（見注2）。然而修會生活因著奧妙的延續依然存在。由此進入第二組所關切議題。

這些概念是否符合教會的訓導？原則上，是的，因為教會以為有必要維繫並滋長修會所體現的理想生活方式。不幸的是，教會向來只從組織結構的立場看待修會，況且幾個世紀以來，不同的修會神學並非是由會士所闡述。為此，教會訓導已經失去信譽，對修會生活不再重要，或無關緊要。

領導修會的長上和從事培育的導師，他們的腳色要求提倡官方的訓導。大多數的會士並不認為官方訓導重要，也不感受到激勵。

當前的神學和所有訓導，例如來自《奉獻生活》勸諭或梵二《修會》，所提供的指導方針大都基於歐洲的教會論，深受特利騰大公會議訓導的影響。這些文獻無法為全球各地修會的複合生活提供解答，特別是他們身處於三分之二普世教會中所面臨的問題。雖然主流神學青睞司鐸聖召的模式，對那些身為平信徒的會士則無濟於事。

本章將修會視為大時代的跨文化現象，反省它的原型本質。首先，它們反映出我們這時代會士和度修會聖願平信徒所提出的迫切議題。是針對這時代對新穎的、鮮明的、活力的、和有意義的迫切渴望，而非緬懷過去。其次，這些來自主要典範移轉的概念是如何影響生活的各個領域。正是這些文化、人性和典範上的深層動機，賦予我所探究和表達的願景更為可靠。

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3.8

第三章

第八節

 

第八個改變：領導的新模式

當權威提出團體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時，最佳的權威匯集就是指出方向和結合大眾。權威不是發號司令。它協助團體自我成長的能力。──瓊．齊諦斯特（Joan Chittister）

美國兩位社會學家於1989年寫了一本令人不安書名的書，《注定失敗的組織》（Meyer & Zucker 1989）。這項學術研究實際上來自許多常識的觀察，特別是組織行之有年而累積成僵化，笨拙的程序，失去組織功能，變得不合時宜。僵局導致停滯，終致瓦解。面對崩潰，領導階層常因防禦抵制而僵硬呆滯。他們對所發生事毫無概念，在他們的潛意識也不願知道。他們墨守成規，當然就摧毀任何擁抱美好未來的希望。

合作領導的概念普遍受到世俗或宗教領域的探討。龐大僵化的父權結構也為適應一般成員更加民主和包容。關鍵資訊的獲得現已隨手可得，很難保有真正的隱私。協商過程不斷地以新的模式來檢驗和審視。

即便致力活化領導來自基層並且更以合作方式鼓勵眾人參與，抵制變革仍是個大障礙。在更微妙層面，問題是出在不易命名和面對的意識形態。協商和權力代理普遍實施，但大多數的實權仍掌握在父權結構的上層。在許多情況下，改變只是裝飾；所改變的是外在，並不是潛在的意識。在世俗和宗教中，各個領域的領導核心主要仍屬於那些擁有至上權力和支配的上位者。

把持權勢是當代世界權力到處氾濫的主要原因。似乎透露出有兩件事：

a) 霸權長達8千年的父權統治，在社會各個層面顯然都陷入困難和瓦解。但那些在政治上和教會上深陷這種管理模式而無法自拔的人，強烈熱衷這種模式好像這是唯一能想到維護法律和秩序的方法。
b) 另一方面，那些長久習於順服與社會共存的普羅大眾，宣稱那些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權力並不尊重社會的規範或期望。這並非有意識地回應而是無意識反應，多是來自內在無從命名的無力感。這種內在壓力已被擱置千年以上，不只是幾百年而已，因此那樣的反應顯得十分突出。它以開通和解放的方式來解決兩難窘境可能得花上幾十年功夫。

全球化和一無所有

面對這些趨勢，主流政權變得越來越冥頑不靈而且食古不化。政治學理論仍爭辯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相對價值，總讓人以為它們是嚴肅政治的唯一選項，實際上，在當今世界中它們早已失去信譽。全球化已經重創國家主導的貿易和商業，而資金流動現已由跨國家企業而非國家政府來接手管理和流通。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擁有的政治勢力遠超過大多數的國家政府機構。即使強大獨裁的美國也得按WTO的規範行事。

這是轉變中典範的最佳例子，許多關鍵腳色仍頑固地抗拒任何重大改變。果不出所料，我們遭逢莫名其妙的悖論和反對。按國際運作，儘管主流政府企圖干預商業依舊無所不用其極，但都操控在跨國勢力的手中。而且他們掌握權力使那些有財富和權勢的人更加強勢。這意味著大多數人注定永遠一無所有。

難怪我們看到文創的個人企業加速地在非官方的地方網絡中串聯。這是在大企業殘酷壓榨的世界中的求生伎倆。西方超級學府觀點經常膚淺地將這種文化斥之為後現代的詛咒，這些當代學者大多無法理解所發生的事，或從這混亂的迷宮中提供可靠策略來找尋出路。

對修會的意義

特別是，修會自從十六世紀就過度地與父權機構勾結。這是教會的期待，而且會士在良知上感到有義務默許。修會聖願的神學與靈修隨後迎合父權管理的基本價值的趨勢就逐漸明朗。不足為奇，教會法就成為我們生活各個層面的主要參考來源。會士被期待所作所為都要效忠和信守教會規範。這已嚴重削弱修會聖願的先知潛能。

它也譴責修會長上的施恩腳色，長上經常扮演著父母的腳色，其他人就陷於幼稚屈服的危險中。我們在今日修會中強烈反對這種加諸身上的共存關係。長上對會士擺盪於光譜兩極端的會士經常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或是幼稚的行為一端，或是完全自私的另一端。

我們經常遊走於修會這兩種現實啟發我們分辨真相。大家對於經常出現在修會大會議題中和領導階級之間的權力、權威和領導議題感到很不自在。然而大多會士成員並不認為是個問題，卻經常批評和擱置，而非去面對和重新思考。

那些長上和一般成員努力創造新模式來培力，並且喚起更加創意負責的形式。雖然這是高貴的渴望，它很少培育領導自己的能力。來自會士的抗拒，加上官僚和維繫機構似乎是我們領導結構的特徵，重擔都扛在長上的肩上，有時他們變得沮喪、厭倦甚至憤世嫉俗。他們的任務並未因教會行政而輕鬆，反而有時捲入漫長的法律問題。

也就不足為奇，另一極端就浮上表面甚至引領風騷。它包含那些受到長上默許或公開讚許，蠻懂得快樂地從事他們最喜歡的事。他們極力迴避那些圍繞在權力遊戲周遭的緊張壓力。只要提及這主題，他們就保持緘默，然而只要開口就冷嘲熱諷或極盡挖苦。我們似乎看到某種心理現象，面對權力被剝奪，不論真實或僅是感受，人都會盡力保有個人的誠信。有許多理論來解釋他們之所以如此行事，從功能不彰的家庭結構到後現代的個人主義。我們希望找些方式來責備那些撤守的人，但或許良藥苦口，罪魁禍首是功能不彰的父權管理模式本身，已失去當代的意義。

培力的靈修

許多人會士可能質疑我的分析。他們只想重新評估修會和教會的權威與服從，他們以為這與世俗領域不可同日而語。作為社會科學家，我以為管理的父權模式已深植在社會和文化的所有領域中，而且有更多的證據顯示各個宗教向來是父權支配和控制價值的主要傳播者。

因此如果會士希望成為反文化的見證，我們就得作夢並提出不同模式，像那會尊重分辨的靈修價值以及建設團體的基督徒主要價值。實際上，來自本篤會聖願傳統的團體分辨那兩概念，在修會裡裡外外，再次成為活化未來高效率的領導價值。

傾聽是優良分辨的秘訣，能夠看到整個世界而非部分、化約的世界。分辨力求與主動的聖神同步，祂的智慧和勇氣總是誘導我們往不同，非期待的未來。創化聖神的步調和強度要求我們共同協力的回應。我們當中的長上或其他人無法單獨行事。

在我們時代，它是祈禱和合作的累積挑戰，有可能在所有會士中引出最優秀的領導恩寵。而且從那同樣集體冒險中，我們有可能會發現這時代最迫切需那最能協助培力使命的結構。

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3.7

第三章

 

第七節

 

第七個改變：福傳使命與牧靈服務

看來耶穌在市集中經常談論天主──宋泉盛（C. S. SONG）

最近幾十年開始區分福傳使命與牧靈服務，有些是渴望真正地服事天國。我們經常被安排在教會中從事牧靈服務，然而基督徒的福傳使命和中介願景邀請我們擴展信仰更大的視野並且向外福傳。

所有基督徒都奠基在福傳使命上。大家都奉派去帶來新生活和希望。甚至可以說福傳使命是天主存在的目的，十三世紀神秘學家埃克哈特生動地問到：「天主整天都做些甚麼？」然後自己回答：「天主整天躺在產床上分娩」（引自Fox 2000，41）。天主不斷地化育出新的可能。天主賦予受造物能力並邀請照樣做。這就是基督徒福傳使命的永恆標誌。

新的區分

福傳使命因而比牧靈服務更為寬廣，而且並非牧靈所有的服務形式必然符合受造物的福傳使命。教會有時以牧靈服務之名支持壓迫的政權，或至少與他們掛勾。由於教會批准這些牧靈服務，就以為它們符合福傳使命。我們今日意識到並非如此。

福傳使命擁抱造物界的各個層面，並且尋求培養並推廣天國的關鍵價值：正義、愛、同理心和自由。那些重富輕貧的服務（例如，菁英學校，私人醫院）或不加批判贊同競爭的作法，例如，考試的教育制度，並不符合天國的價值。當我們深入理解基督徒的福傳使命，這些服務，即便經由教會所認可與批准，得重新評估。

經由這樣的觀察和區分，我並非刻意製造福傳使命與牧靈服務的兩極對立。長久以來，這兩概念被視為同義詞，許多修會總是將這兩詞交換使用。然而，在概念和理解上有些轉變。新的修會意識堅信我們除了牧靈服務之外尚有其他許多生活的見證。我們在修會中的祈禱、團體、個人才智、修會資源、和牧靈服務等種種風格通通有助於我們存在的目的，成為真正福傳使命的人。福傳使命是在世上回應天主的方式，不只是藉由特殊的牧靈服務或對走出去服侍天主或教會。

實際上，意識的改變也轉變了神學，更加深自我的使命感。按聖願生活的新興神學，我們似乎處在澄清和命名這項轉變的早期階段。修會逐漸體會到，以聖願生活來追隨基督要比參與牧靈服務來宣示效忠特殊教會或宗派更為重要。福傳使命是要見證共同創造的天主橫跨整個造物界，越過時間和歷史，在全球和宇宙孕育生命的過程中不斷地邀請人為新希望合作。

從這觀點看，福傳使命與全球優先事項有關，修會受到啟發覺得有分辨和評估牧靈服務選項的責任。至於這選項的標準不只是某個教會、或其他宗派、或信仰機構的指導方針，而是對時代的訊息真正解讀，引發嶄新和勇氣的回應。全球化在當代商業廣告和市場經濟的支持下，任意地主導著我們時代的主要價值。全球化很少關注文化規範或宗教價值。它將地球物化，剝削自然資源，並且將人商品化。我們這時代的修會如何以反文化的方式挑戰暗中的危害勢力？這項新的判斷力勢必融入經濟、政治和法律以及社會運作模式的智慧。

神恩的新視野

按聖願生活的詞彙，神恩表示個別修會聲稱承繼創會者的特殊恩典，在教會的神恩中獨樹一幟，並且鼓舞會士獻身給天主和教會。神恩指的是莫可名言的獨特性，即使大家都從事相似的牧靈服務，度著類似的生活方式，會士加入其中個別特殊家庭團體而非選擇其他另外的團體。通常，它會轉化為特殊的使徒工作，像是教育或安養。

我建議神恩是需要重新導向福傳使命，而不再隸屬於教會具有排他性的特殊牧靈服務。

1. 我敢說為修會對世界獻身就是神恩，而不只是對教會或宗教的獻身。在這情況下，各個修會是全球神恩的特殊表達，其核心是以中介的方式見證重要的價值（見第四章）。因此，修會間求同存異要比涇渭分明來得重要。
2. 宣稱神恩興起主要是受到創會者個人的感召會侵蝕神恩的豐富意涵。如果沒有與其他重要人物密切合作的話，例如依納爵和七位同伴，創會者能否創立修會家庭很值得懷疑。贊成群體創立比個人創立的論點可能更為正確，並且對歷史負責。為此這就邀請我們以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待神恩的目標和意義。
3. 許多修會已經回應梵二（修會，2）的邀請回歸到會祖的精神上。但是反應參差不齊。有人以為要重現創會者的光榮事蹟。其他人則以翻新會祖個人或出生地的歷史文物來追本溯源。大家似乎見不到神恩是種天主聖神的活動能量。它先寄居在人身上，而且如果神恩現在沒出現在會士身上，就已明顯地消失了。
4. 在我們時代，成功地回歸神恩就是要在會祖原創榜樣的鼓勵和激勵下，集體分辨天主聖神對我們今日的召喚。它絕不是回到過去。它可以想像成會祖或會祖們當時所展現願景和勇氣來邀請我們現在照樣行事。
5. 雖然神恩常以當地特殊的規劃來表達，所有神恩都展現大的願景。我們見到許多修會的早期歷史中，微不足道的團體似乎擁抱非常不理性的挑戰，而且在困難重重下，仍對當時的世界貢獻非凡。有鑑於此，我以為所有神恩主要是為了服事天國，每個神恩都從這共同基礎湧出，天國本身就是證據和與取向。

福傳使命的新核心

我建議要以那些偉大修女會祖（Angela Merici, Louise de Marillac, Mary Ward, Mary McKlllop, Elizabeth Seton, Margaret Ann Cusack）作為我們今日創會神恩的主要模範。這些女性以令人不安的清晰和超絕的勇氣解讀她們當時的現象。她們遭逢教會和宗教裡裡外外的敵視。她們承擔了當時通行的規範被視為「不恰當」，甚至越軌的挑戰。而且為自己大無畏的先知預言付出代價。

神恩在全球化文化中的吶喊必須仿效這些拓荒婦女。面對全球化並且以天國解放價值的名義為已責，今日修會所要採取的牧靈抉擇，即便最近的過去也不曾知曉。今日的會士得面面俱到，不僅在神學和聖經；還得精通語言和總體經濟學，大眾媒體的敏銳和說服能力，錯綜複雜的法律，文化與社會機構的動力，主流政治系統的運作。這些都是當代臨界值運作的場所。我們少了這些「世俗」的約定，就無法以成熟和責任的方式去服事天國。

在過去，「神恩」往往等同於教學，醫療，慈善機構，照顧窮人和邊緣人。今日我們已經超越過去主要的慈善事業，追求天國絕對優先的使命是秉公行義。福傳使命和牧靈服務需要整套新的判斷力。而這項新的任務所需要的判斷力不再是個人的專業，而是群體共策的才略。所有會士不可能精通於法律、消費、政治、大眾媒體等，但我們需要開放並支持那些專業人士；大家必須願意進行終身學習。我們當中若沒有具備這些技能，我們就會歡喜在福傳使命的同事或在合作者身上向外訴求。合作現在具有全新的意義，遠遠超越梵二後教會文件所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