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修會生活：改變中的典範（Diarmuid O'Murchu 2005）2.2

第二章

 

第二節

第二個放手：父權制的宗教

當代會士生活正從充滿祝福和包袱的時代脫穎而出。我們這些成員持續面對艱巨複雜的挑戰。未來的任務要求我們展開胸懷，樂意放棄那些造成分端的意識形態並且付出昂貴的犧牲。──西恩‧薩孟修士（Sean D. Sammon）

典範移轉所費的時間長短不均，可從延續幾世紀到幾千年之久。本章節所要評論的典範是日漸式微的父權，它的生命週期至少有8000年之久。它的衰敗期限有可能苟延殘喘好一陣子，還加上不少來自那些致力掌控秩序和真相的阻力。

父權制是一種鬆散的統治概念，具有男性支配、控制、提倡和助長的特色。許多學者認為它根源於17世紀所興起的古典科學；有些人認為它是古希臘的統治原則；其他人，如我自己，則相信它是早期農業時代的副產品，那時人類已開始有系統耕作，將土地視作擁有權的基礎及男性的特權。

神聖的背書

在這背景下，父權制的起源可推溯至公元前8,000年，從公元前5,000年起又增添許多變本加厲的形式。實際上，所有現代的統治形式皆具有父權制從上而下一條鞭的特性。父權制背後的哲學相當微妙，它的中心信條更為特別，是藉分化和征服的策略達到進展，而且認為服從君王、教宗、總理、執行長、長上等從上而來的智慧就是服從天主而使父權能穩定持久。
今天我們知道父權制是最普遍並受到文化所採納的統治方式。它主宰著政治和經濟的領域，並且受到所有主流宗教的大力支持。天主被視為最偉大的家長，祂的權力經由人間一系列的階級人物來代理，如經濟、科學和宗教等各行各業的專家。一般人民活在金字塔的最底層，在這種統轄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對於生活上的重要議題，毫無影響力。

在政治和教會領域中，父權制不再有意義和可信度。許多學者強調，我們的治理夾雜在那已不具意義的舊權威和新平等兩種模式之間，那是一種以創發和混沌方式演進的參與性。我感到舊模式已經失去意義，且是不可逆的，雖然父權制在外表上仍受到無數人的愛戴與擁護，其實他們早已日益冷淡和漠不關心。

在宗教領域中更是如此。當上百萬的人把宗教當作文化產物時，信眾的人數就顯著地下滑，而且某些信徒則會選擇投合自己心意的並且忽略與自已無關緊要的。許多宗教和教會的權威─不包括伊斯蘭政體，逐漸喪失對政治、社會和經濟價值的影響力。同時，在當代世界各地福音教派的興旺，並不是基於靈性的渴求，而是基於對安全感與明確性的渴望，以應付急速改變的世界。

牧靈上兩難

越來越多的會士認為這更加在牧靈和個人的兩難問題上製造複雜：

1. 大眾都認為會士與教會聖統制有密切的關係。他們在個人生活和團體分辨中發現服從教會越來越成問題以及不確定，甚至有嚴重的障礙。當會士在個人和牧靈場合上協助天主子民時，對他們在靈修上所提出的疑問、焦慮和關心難以招架。
2. 今日世界所追尋的意義，遠遠超過了教義與信理的傳統解答。會士（特別是修女）在敏銳的分辨中，逐漸發現若按照教會或修會欠缺分辨的答案照本宣科，其實是在因循苟且，甚至有時好像是在羞辱他人的智力和骨氣。
3. 今日越來越多的會士研究神學與靈修。他們都瞭解教會和社會論點的傾向。他們熟悉聖經學者們所採用的批判技巧以及當代神學家所面對的惱人問題。
4. 由於生活在普羅大眾中，會士深切體悟到人們不願向他們傾吐自己的疑問和掛慮，因為害怕將會受到教會嚴苛地糾正。他們反而願意將他們的掛慮訴諸教會以外的人士，而不是那些他們認為的教會代表。
 

共存（Codependency）

父權制最侵犯人的是背地裡洗腦。鼓勵人們不用深似熟慮，因而更仰賴統治小組的智慧。
這很容易衍生依賴的文化，人們發現很難，確實不被鼓勵，像成人般地運用智慧。
在龐大資訊的世界中，這種情況正在急速改變。人們懂得越來越多的選項與取捨。價值與生活方式的取捨越來越仰賴證據，而不是權威人士的勸告或推薦。在教會中，神學向來由神職人員所壟斷，現在已被平信徒，包括修女們，廣泛地閱讀和研究。天主教在十年之內將面臨重大的挑戰，因為大部分的神學家不再是司鐸而是平信徒（見第三章第一節）。
當人們懂得越多時，就會質疑並挑戰現狀。但經常被駁回，或被指摘為青春期的叛逆。其實，這是重建自信的積極主動，是有更多的人冒險做回成人自我的文化。他們並不是不服從外在的權威，而是更效忠內在的智慧。

我們對那些駁斥這種新發現的真誠為後現代個人主義的人需要戒慎恐懼。這不再是獨行其是。人們今天經由所屬多元支援網絡，尋求其他智慧與指導。向上諮詢的趨勢已不再，同儕監督、同儕支持和團體分辨的趨勢方興未艾。

超越否認的文化

20世紀末的幾十年以保守勢力占優勢。右翼政府似乎復興，宗教和教會更趨向保守和僵化。每當文化典範移轉進行時，即可預期這些徵兆。我們習於低估全球性退步的趨勢，以及轉化所需要的時間。我們該考量的是幾十年的時光尺度而不只是幾年而已。新的意識終將占優勢，而且新的典範將逐漸興盛。

會士有責任在這領域上，要比其他領域，擔負更多的批判性先知使命。與天主子民合作時，我們需要指出什麼東西正逐漸逝去，湮沒在歷史中。我們需要隨時隨地進行死亡和放下的儀式。在西方極度對否定上癮的文化裡，我們需要抓住每一個機會協助人們真正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因而需要激發並肯定去應用想像力、創意溝通、網絡平台並且鼓起勇氣從事放手的儀式。

為了達到目的，我們對用來描述以及探究會士生活的語言要有所警惕。從1990年代初期我們開始引用當時所流行的奉獻生活概念。天主教在《奉獻生活》勸諭中強力背書。在天主教高層中，瀰漫著今日會士的危機是由於會士缺凡神聖、聖潔和祈禱的流言。因此，他們需要重新喚起他們對天主聖化自己的特質。而且即便奉獻被理解為分享所有基督徒聖洗奉獻更深度的生活，會士則被認為應該比一般基督徒更好。

這退縮回到梵二前聖願生活的靈修思潮，當時認定修會生活是以更好、更聖潔及更正統的方式去服侍天主。這種解讀能夠追溯到特利騰大公會議，當時以為司鐸是唯一羽翼成熟的基督徒；會士其次，而平信徒則處於成聖階梯的底部。梵二試圖重申普世的成聖使命，將成聖使命開放給天主的所有子民，彼此互補式（而非階級式）活出不同的聖召樣貌。根據《教會憲章》32：「大家都有成聖的使命，都因天主的正義共享同樣的信德。」並且文獻繼續堅持，「所以人人都明白，任何身分與地位的所有基督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生活的飽和點和愛德的成全境界」（40）。

最近所強調的奉獻，帶有重新將會士生活嵌入完美主義密室的風險。在天主前區分層次不等的成義作法，再次被引發起來。遠避世俗和超越肉體的說辭很可能承載新的意義。這些種種發展，與聖願生活的中介和先知特性嚴重地衝突，並且對於整個教會聖召互補的全貌毫無助益。

身為一位社會學者，我也在這更加強調靈修往內的趨勢中，發現有種更加管控男女會士的企圖。父權制的控制勢力再次浮上檯面，機伶地置入已經對世界起不了作用的宗教術語中。聖統制企望將聖願生活放進奉獻的圍牆內。我們被視為教會行政組織的威脅或是煩惱。剔除教會的瑕疵，這種相當功能主義的觀點，再次顯示對會士生活的神學意義不甚理解。